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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郭誠涵／微光日常相比很多其他的法學領域，稅法是一個很特殊的細科。雖然交稅的個體是國家內的個人和公司，但隨著跨國企業的發展，稅法規制，還有不同國家在租稅協定（註一）中對於徵稅權的劃分，都說明了稅制對於國際貿易影響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稅務這個領域的從業者，一半為民營的事務所，協助公司和個人做稅務安排和報稅；而另外一半，則是國稅局和財政部的公務員（多為稅務員），負責和國別及國際機構協商、談判租稅協定。什麼是「國際稅法」？與台灣有何關係？我就讀碩士的大學，是國際稅法研究前沿的學校。一年的碩士學習，絕大部分都是著重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（OECD）歷年來出版的租稅協定範例，也是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之間起草租稅協定的基礎。OECD 發表的許多稅務建議和規範，雖然沒有國際法般的約束力，卻是國際間地位舉足輕重的文件。OECD 的成員國，也有一定的義務需要制定符合該建議的政策，其最終目的，自然是希望成員國能夠為彼此提供一個穩定、相對統一及公平的大環境，以促進商業貿易。而台灣，因為政治狀態和外交困境，自然不是 OECD 的成員國。但作為亞太地區重要的生產鏈，我們地位接近「觀察員」──是積極參與對話，且定期被考察的對象。另一方面，許多國家為了培養本國稅務人員對國際稅務的了解，和學校會有一定的協議，每年公派幾位稅官出國留學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班上當時的組成很有趣──一半是國稅局的稅官，剩下一半則由律師和會計師組成。台灣，也是其中願意公派的國家之一；我對台灣公務員最初的印象，就是來自於碩士時候認識的稅官同學──T 和 J。不一樣的留學生：我的台灣稅務官同學和沒有稅務實戰經驗的我不同，T 和 J 作為具有多年經驗的老手，對於在台灣的外國企業，和在外國的台灣企業的稅務環境，均十分了解。在職涯前期，他們都花了很多精力，由內而外地檢視國內法和海外制度的聯結；而這一年，則是從海外的角度，回看台灣制度。在課業繁忙之餘，他們時常和班上其他公務員討論財稅政策對於本土經濟的利弊、政策開放和收緊對於海外貿易的影響；更有很多時候，他們熬夜和人在台灣的同事分享心得，隔日再和教授討論台灣的現況與可能的解方。租稅協定的簽訂，宏觀上是要調控交易時涉及的兩個國家的徵稅權利；但微觀來說，則是需要避免自家的公民和企業，需要因為一筆交易而在兩個國家被雙重徵稅。本來因為涉及徵稅權劃分，無論對哪個國家來說，租稅協定都需經過長時而複雜的談判，但受制於我們的外交狀態，繁複的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一份協定從開始洽談到最後簽訂，時常需要經過 5 到 10 年。更別提他國看我們簽訂之心迫切，從中壓迫的也不在少數。財政部的稅務人員，在這之中不僅要保持不卑不亢的態度，又需衡量簽訂談判週期帶來的最終效益，困難程度可想而知。但讓我印象深刻的是：他們固然偶爾會因為台灣艱難的政治處境而歎息，但更多的時候，他們潛心研究如何在困境中調整政策，促進台灣和外面的對話、接軌。討論的話題大至如何開放稅收政策、配合台灣本土高科技發展的優勢，成為亞洲的智慧財產權中心；細緻的則有如何培訓地方稅局的徵稅觀念，以便和國際制度接軌。工作後才體會，台灣稅務人員的堅持與辛酸畢業之後這兩年，T 和 J 分別回到原來的部門繼續任職。而我則在這行的另外一邊──事務所內，輾轉於荷蘭、日本，和現在的美國辦公室間輪調。不像許多貿易大國（如中國、英國、美國等），在不同國家辦公室裡皆有派駐人員，從台灣專門被外派到世界各地的同事少之又少，多數辦公室都缺少了解台灣稅務的雇員；也因此，長年在異鄉求學、工作，而宛若「偽」台灣人的我，在這三個辦公室就職時，很自然的都是對應台灣業務的窗口。透過這些經歷，我漸漸開始懂了 T 和 J 難以言喻的痛，和迫切希望學成回國的心情。許多客戶的亞太重組，即便有台灣的業務，很多時候有想要增加台灣市場的份額之心，經稅組內部討論，分析結果都是負面的。對許海外投資者來說，台灣在大環境下，租稅協定數量的稀少（註二）、被隔絕在國際組織之外，不受這些公訂條件的約束，都是台灣不及鄰國的地方；甚至可能上升成無法忽視的致命缺點。我經常在許多亞太項目總會上，看著台灣因為地緣關係、產業結構、勞動力等原因，而被選為候選國家；但卻一次又一次因外交困境而被摘下，苦澀的心情難以言喻。而當製作國家間的租稅協定稅率表時，每每看著所有其他國家都填上了約定後的低稅率、唯獨台灣欄位裡會出現突兀的「N/A – 沒有租稅協定」，總是深深刺痛我的心。被排除在外的狀況，這兩年來越演越烈：隨著「反避稅」的風潮席捲全國，OECD 也提出了許多稅務政策。其中一項就是建立多邊公約（註三）──一個固定的公約，只要國家願意參與，則自動對其有約束力。多邊公約最核心的目的，就是希望通過邀請國家參加，一次性的在許多關鍵性稅務問題上，達成統一的結論。而台灣，再次因為我們的政治處境，不要說表態了，連參與的選擇都沒有。隨著多邊公約的起草，各個國家的簽訂，到現在已經要正式實施。我時常被所內相關的同事詢問台灣跟公約的關係──你們會簽嗎？你們如果不能簽，往後跟台灣互動涉及到公約相關內容時，又要如何處置？無法參加國際協定，乾脆「土法煉鋼」我在 3 個辦公室，都曾因為不同的案子，憂心忡忡的打電話給 T 和 J，詢問他們對這些議題的看法。究竟，台灣作為一個無法參與的國家，我們國家的立場是什麼？統計國家發展的同事想要聽台灣的立場，我也需要知道我們在這樣艱難的夾縫中，財政部和稅務人員的心情，又當如何？出乎意料地，如今討論到這個問題，T 和 J 都非常平靜：「無法被邀請參加這些國際協定，我們能做的就是努力修改我們本國法，讓它能夠跟上國際軌道；無法參與多國訊息交換協定，我們就不怕累的一個國家、一個國家去談，土法煉鋼──雖然總是比別人慢了一些，但一步一腳印，總算跟得上。」「為什麼我們的稅務人員需要每年出國進修，去了解國際準則？就是因為在別的國家自然而然的地方，我們都需要長期努力的自己跟上別人。出國的同仁從出去到回來，都有非常明確的使命。出國在外努力學習，回國後則要負責推動國內相關立法。我們的共同願景是設法克服外交困境，讓國內稅制跟上國際腳步。」這樣美好的遠景，從落實到實際的推動，談何容易？我曾經覺得我在事務所的工時已經非常長，而相較於在私人企業任職，我總覺得「公務員」這個角色應該是朝九晚五，想要固定生活的最終歸宿。但是這兩年，時常我在荷蘭，美國已經到了日中、台灣迎接半夜了，T 和 J 都還在辦公室裡加班。此時我有什麼問題，他們基本上都能「及時回應」。要時時跟進最新的準則，又要準備本國法的修訂，工作量之大令人難以想象。在一個國家的政治和其他經濟的發展中，稅務只占很邊緣的一塊；因為業務的內容，許多時候也不為人知，但在我心中，在這塊努力耕耘的台灣稅務人員，是我心目中最愛台灣、也最願意為台灣付出的一群人。他們讓我體會到，愛台灣的形式有很多種，很多是你我看不到的細膩之處。這些稅務人員們無論是堅守自己的崗位，還是在海外「為家鄉進修」，都是用如此熱烈的心在守護著台灣。在一旁看著的我，真心為台灣的稅務人員喝彩，也為台灣存在著如此堅韌的一群人而感動──而這僅僅是我看到的一小部分，相信在其他地方，肯定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動人故事正在上演。轉轉於異鄉工作的我，又能為家鄉做些什麼？其實，我並不是一開始就在稅法領域工作，早期做的是一般公司法，在做訴訟時，很難看到台灣的蹤跡。在一個涉及 40 個國家的重組中，台灣只會是一系列名單中，一個第二檔、甚至第三檔的國家。對於年輕沒有經驗、稜角沒有磨平又血氣方剛的小律師來說，台灣的市場太小了，每每面試時，當中國合夥人問我：「有沒有考慮回台灣？」，我的「市場論」總是讓我很輕巧的就可以說出合理又討好的標準答案。後來掉進了稅法，認識了 T 和 J，也認識許多在國稅局工作的學長姐，在一次又一次調轉於不同國家的辦公室之間，每一次搬家前，我都想過要不要回台灣。看到周圍許多人回台灣工作，我曾掙扎過。尤其是輾轉於外，已經如此深切看到這領域中台灣的困境──公家機關也好，事務所也好，稅務人才的匱乏，是兩邊都面對到的共同問題。但是牆裡牆外，到底身在何處，才是真的在看顧台灣？仔細一想不免覺得，現在我所處的位置，雖然不在島內，但作為業務的窗口，於此時此刻的機遇來說──剛剛好。因為站在外面， 更能迫切的感受到台灣在大環境下的處境，進而指出問題，也更能夠看到其他人為之做出的努力，並且替他們在此記上一筆。註一：租稅協定：是指跨國交易時，避免在兩個國家或地區都被課稅（雙重課稅），或是減少雙重課稅的額度。註二：台灣當前租稅協定的數量為 32 個，對比鄰國日本的 126 個和新加坡的 96 個，十分稀少。註三：Multilaterial INstrument，為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（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，簡稱BEPS）行動計畫 15 的內容。註四：重組交易通常會依市場大小和重要性，將國家分成第一檔，第二檔，或者第三檔等。台灣一般位於二和三。※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，原標題為《 他國的理所當然，我們的好不容易──那些為台灣接軌世界，默默奮鬥的一群》，未經同意禁止轉載【關聯閱讀】 台灣外交體系背後的眼淚──多點理解與體諒，外交是「我們大家」的事 連外國長輩都想分享的台灣影片——我如何讓 3 萬個科索沃人認識台灣作者簡介：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學士 荷蘭萊頓國際稅法碩士。 居住過的城市：台北，北京，上海，鹿特丹，萊頓，阿姆斯特丹，東京。 專業吃貨，業餘律師。更多論壇文章 訪朋友要送禮？吵到2個家庭淪陷 才10歲的她 被撞出的肉瘤癌吞噬生命！ 蔡英文為什麼失敗？後魅力時代的無魅力者 領不到百萬退休金，背後竟是人資在搞鬼？ 當中國不再反日時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【Yahoo論壇】係網友、專家的意見交流平台，文章僅反映作者意見，不代表Yahoo奇摩立場 >>> 投稿去